剪报栏 » 医学迷思 ─ 医疗的真相通常和你直观的想法不一样
1、引文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更多；同时，广大知识份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了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
一大批学成归国的学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多主张向西方学习使中国国富民强。在文化学术上，他们利用在国外所学的知识，反对封建主义，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力提倡科学和民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空前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进而逐渐为西医所替代。究竟当时的归国学生在对待祖国医学问题上采取怎样的态度，持什么样的方法来评判中医？他们又采取怎样的行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一部分有留学背景人物对中医的态度言行，来探讨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今天能够有所启示和教益。
2、对中医的批判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曾留学欧美日本的人大都采取以西例中的评判方式来批判中医理论。如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年曾被清政府公派英国留学，接受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他极为推崇西方科学，认为西方科学“公例即立之余，随地随时可以实验。如水至热表四度而结冰，空气于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压力，此人人可以亲试者也。又如内肾主清血出溺而非藏精，肺不主皮毛，肝不藏魂魄，虽其事稍难，然亦可以察验者也。是故此种学科，并无主张，只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目耳，在在得实验其不诬。”[1]而对于中国原有之学术，其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所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2]
曾留学日本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对中国封建文化鞭挞的同时，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其评判中医完全以当时西医为准，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3]
鲁迅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系统学习过西医知识。在通过对《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西方医学课程的学习后，他便不自觉地想起先前一些为父亲治病的中医大夫的言论和他们所开的方药，“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而与当前所学的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4]
这种以西例中、以西方科学来对照中国科技、以西医来比较中医的方法在当时归国留学生中几乎是一种公式，有的甚至将此作为判断一种学术“正当与合法”的黄金标准。如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毛子水即认为，“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得已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果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著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5]中医是否科学甚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反复辩论的话题，如果必须以毛所举的细菌学等西方学科为判断依据，“寸、关、尺脉息”的确是一万年也很难成为“科学”的。
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后，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学自不例外。而科学，诚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在近代中国达到了“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3]，430页），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
中医、西医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这犹如打篮球不能用足球规则裁判一样。如非以西方医学的标准来对照中医不可，那麽中医就会处处显得“不科学”了。当时留学国外的学生大都受西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想影响，很少有人接触和掌握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识不到中西医学比较中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因中医的“不科学”，而对中医采取一种批判反对的态度。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的郭沫若即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医理论，“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6]鲁迅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信。”[7]也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甚至认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的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8]
由反对中医不信中医，进而相当一部分曾留学海外的归国人士甚至在生病时拒绝请中医医生诊治。如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曾求学东洋，后又转赴英国学习。在哲学上，他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即使病重亦不肯请中医治疗。有一次他到贵州旅行，在一个地方他和他的随从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丁文江）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赶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9]至于说坚决不肯看中医的，在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归国留学生当中，决非丁文江一人。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6]，第480页）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10]（傅曾公费赴英国留学，后又转德国柏林大学。）孙中山早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教育，并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孙一生崇尚西医，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在其晚年患肝癌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用中药。鲁迅对此十分赞赏，他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7]，953、954页）就连出生于中医家庭的严复，也对中医视若畏途，他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11]
亦曾留学日本的刘文典更是对中医对中医疗效极尽讽刺之能事。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在大错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12]
当然，我国早期留学海外回国后能够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并为中医发展作出贡献者也不乏其人，如丁福保、赵橘黄、阎德润等。但是对传统文化大加抨击，对祖国医学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极力批判的人在归国留学生中占有绝大多数。在当时他们用绝对的眼光、形式主义的方法看待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而西洋文化一切都好。在对待祖国医学问题上，完全以当时西方医学知识的是非为是非，即以他们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中医理论，相合则予以承认，不合则指为虚妄，这种做法既失之简单、武断，也缺乏严密的论证。表现在医学界，集中体现在当时的中西医论争上。如曾负笈东瀛的西医余岩驳五行学说时说：“五行者，五原质也。……今日化学日明，知成物之原质已有八十，然则已变而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13]余氏将五行解释为五种“原质（即元素）”，并与西方医学史的“四行（水、土、火、气）”相附会，表现出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又如在《内经》中有“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肝受血则能视”的记载，中医认为肝与目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临床上肝的病理状态可表现为眼的症状，某些眼科疾病也往往从肝入手的，且取得颇为满意的效果。余岩则认为：“肝与目的关系，于解剖上求之，不见有相联络的痕迹，生理学上亦无相干之作用，病理学、医化学中，皆不能得其相依辅之点，……肝主目之言，无根捏造，不可信也。”（[13]，8页）应该说，余氏对中西医学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注意到中医理论中存在的概念直观性、模糊性和微观研究等方面的不足，但对中西医学比较中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却认识不足，对中医理论的不同层面缺乏具体分析，因而用这种简单、武断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
但是延续了几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作出贡献的中医学毕竟确有其可观的疗效。这一点即使是当时批判中医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都不得不承认，但他们却将中医的疗效都完全归结为中药的功劳，而对中医理论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成为后来“废医存药”派的主要理由。如郭沫若曾说，“我反对中医的理论，我并不反对中药的研究”（[6]，490页），“我对于中药的研究，不仅不曾反对过，而且认为他有极光明的前途”（[6]，492页）。就连批判中医最为激烈的余岩也认为“欲保存国粹，于方药尚有一线希望”[14]。
在医学界中西医论争的过程中，许多即使是不参加争论的具有留学背景、非医学的学者文人也都从内心从舆论上支援西医的立场，如同周作人所言：“我与医学完全是个外行，既与西医无亲，亦与中医无仇，不想帮了那个来打那个，只是从我的立场看来，我是十分重视西医的，因此我衷心地期望它的发展，希望它的胜利。”（[8]，91页）在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两篇激烈批判中医的文章后，胡适作为当时《独立评论》主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并为之写了编辑后记：“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15]
鲁迅更是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一方面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西方科学西方医学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父亲的去世也不无关系。在鲁迅看来，父亲应该是给庸医害死的。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集中表达了对中医的批判态度：为给父亲治病，周家卖光了田产，就卖首饰和衣服，最后请来所谓的“名医”（陈莲河，即何廉臣）。但“名医”的药方实在希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16] 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16]，107页），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
在近代中西医论争中，特别是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中，主废论者占据了上风，这与大部分留学欧美日本归国的学者文人对中医的批判及对西医立场的支援不无关系。尽管有恽铁樵、杨则民等中医人士力图挽回，《内经》作为中医学经典的地位仍然受到了严重威胁。由于当时中医人士对现代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及当时中医界只有极少部分人接触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多数曾留洋海外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批判中医理论者的进攻面前，他们对中医的辩解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论争中如阴阳五行运气等学说都几乎遭否定，阴阳五行简直是迷信、玄学和封建糟粕的代名词，几无存身之处，中医界或多或少地被迫接受了这种现实。对中医基础理论渐失信心的一种表现就是中医界转而崇信《伤寒论》，使得近代治《伤寒论》者增多，其实质即是从疗效入手，希望用疗效来说明问题，力图维护中医学的继续发展。另一种表现是“中医科学化”思潮的产生，其原意就是要引入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整理，以适应发生了巨变的生存环境，使中医在近现代不致丧失改进和发展的机会。另外，对中医的批判也对当时政府和反对中医派歧视、打击甚至废止中医的活动提供了舆论支援，使得近代中医地位愈来愈无法保障。
3、废止中医言论及行动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挨打的现实，在“自强”不能的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便把救国的希望投向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特别是东邻日本原与中国一样处于落后受西洋侵辱的境地，但自明治维新以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制度在内，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使得其在近代迅速崛起，并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异，使国人如梦初醒，震惊之余，随之兴起了席卷全国的学习日本的浪潮。周作人曾敍述说，“我们往日本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12]，206页）这种仿日热潮不久便陷入某种程度的盲从。留日学生1896年时仅13人，而在1906年竟达17860余人。[17]其结果，连中国近代的军阀四分之三都出自日本军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文人也有不少留学日本。医学界自不例外。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外，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又占了相对多数。这些人在北洋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国的卫生行政。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国势日盛之时，日本的汉医也在废止之列。至1906年，经过30馀年基本达到了废止汉方医的目的，而近代医学也在日本得到了飞速发展。所以鲁迅学医期间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4]。
许多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深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用西方科学评判中医，本身已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中医观，再加上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又亲眼目睹了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更加深了这种影响，并进一步发展成在中国废止中医发展西医的思想。他们把近代中国医药卫生状况的落后归罪于中医，把中医药的存在视为中国落后的文化根源。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也可以照搬日本全盘西化的方法，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国势。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说道：“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文化。……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们决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们的护短的观点的影响，也不因害怕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动摇。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的技术与工业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吧。” [18]而在医学方面上则只有学习日本对待汉方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才能摆脱被外国辱称“东亚病夫”的境地。如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申请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即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 [19]汪曾于1902年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后任外务部左参议，1905年任驻英公使。1910年出使日本，1913年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后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平政院院长、国务总理等职。他对中医的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消灭汉方医的政策如出一辙。
再看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国民政府要员禇民谊对中医所持的态度。禇民谊曾说：“在昔吾国非无医药，顾所谓医者恒参以晦涩之理，阴阳之说，药则全恃草本为之。……今各国医学已无不科学化矣，独吾国社会积习相沿，抱残守缺，社会人士，仍多崇拜旧医，菲薄新医，此则观念错误，思想陈腐，尤不可不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知天演定例，优者胜劣者败，医学科学化，在20世纪中，已成为不易之定例也。” [20] 禇曾留学日本、法国，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医师公会执行监察委员、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教育促进会常委，后又任汪伪政权“行政院长”、“广东省省长”等职，一贯歧视反对中医，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医政策制定过程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拟订“国医条例（草案）”，在讨论中，汪精卫极力反对，他认为“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并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21]。当条例送立法院审查时，汪致函当时立法院院长孙科说：“对于所谓〈国医条例〉，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以行政权，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上已再三痛切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21]，195页）汪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之敌视反对态度，不能不说受到日本对汉方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医学界“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是余岩。早在1914年留学日本期间，余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完成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许多文章，极力主张“医学革命”，把中医学视为我国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障碍。他认为“医学革命扼要之点，在于葆真去伪。阴阳五行，伪说也；寸口脉诊，伪法也；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伪学也。吾人之所以竭力主张医学革命者，欲祛除此伪也。”[22]他所谓的“医学革命”的核心就是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他断言：“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其留日同学汪企张更是废止中医的急先锋，著有《二十年来医事刍议》，主张“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又上书卫生部诬中医界的反废止中医斗争为“拳匪式的爱国运动”。[23]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会议由曾留学美国的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提案中关于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宣传中医、禁止中医办校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19]，150、151页）出席会议人员的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出席会议的17名代表中，几乎全都是曾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多数是废止中医派，而中医没有一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废止中医的提案能够一举通过，也就不难想象了。
清末民初时期留学海外的归国人当中，许多人主张学习西方，想把先进国家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其本意盖出于科学救国。但废止中医的政策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医学界的诸多不同之处，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情，盲目照搬数十年前日本施行过的办法，实际上已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尽管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在当时从数量上来说，在整个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但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影响却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局。如再加上当时教会学校、中国自办的西式学校的毕业生，这些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人从总体上说影响更大，他们几乎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他们对待中医的言行态度对近现代的中医发展过程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应该说，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及废止中医的言行在近代中国社会废止中医的运动中起著主导作用。虽然批判、废止中医的行动由于中医界的抗争，最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却推动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种种歧视限制的政策、措施，使祖国医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得中医在近代的中国发展举步维艰。
延伸阅读：
刘理想 史占江：从华佗之死谈学术独立（2004年1月）
刘理想：试论尊古主义在当代中医发展中的新表现
刘理想：试论科学精神不足历史原因对中医学的影响 （2002年10月）
刘理想：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变化及对医学发展之影响
来源：http://www.med8th.com/humed/3/20041215slqmmclxyd_3.htm
试论清末民初留学运动对中医发展的影响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更多；同时，广大知识份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了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
一大批学成归国的学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多主张向西方学习使中国国富民强。在文化学术上，他们利用在国外所学的知识，反对封建主义，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力提倡科学和民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空前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进而逐渐为西医所替代。究竟当时的归国学生在对待祖国医学问题上采取怎样的态度，持什么样的方法来评判中医？他们又采取怎样的行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一部分有留学背景人物对中医的态度言行，来探讨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今天能够有所启示和教益。
2、对中医的批判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曾留学欧美日本的人大都采取以西例中的评判方式来批判中医理论。如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年曾被清政府公派英国留学，接受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他极为推崇西方科学，认为西方科学“公例即立之余，随地随时可以实验。如水至热表四度而结冰，空气于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压力，此人人可以亲试者也。又如内肾主清血出溺而非藏精，肺不主皮毛，肝不藏魂魄，虽其事稍难，然亦可以察验者也。是故此种学科，并无主张，只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目耳，在在得实验其不诬。”[1]而对于中国原有之学术，其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所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2]
曾留学日本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对中国封建文化鞭挞的同时，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其评判中医完全以当时西医为准，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3]
鲁迅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系统学习过西医知识。在通过对《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西方医学课程的学习后，他便不自觉地想起先前一些为父亲治病的中医大夫的言论和他们所开的方药，“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而与当前所学的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4]
这种以西例中、以西方科学来对照中国科技、以西医来比较中医的方法在当时归国留学生中几乎是一种公式，有的甚至将此作为判断一种学术“正当与合法”的黄金标准。如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毛子水即认为，“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得已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果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著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5]中医是否科学甚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反复辩论的话题，如果必须以毛所举的细菌学等西方学科为判断依据，“寸、关、尺脉息”的确是一万年也很难成为“科学”的。
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后，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学自不例外。而科学，诚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在近代中国达到了“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3]，430页），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
中医、西医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这犹如打篮球不能用足球规则裁判一样。如非以西方医学的标准来对照中医不可，那麽中医就会处处显得“不科学”了。当时留学国外的学生大都受西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想影响，很少有人接触和掌握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识不到中西医学比较中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因中医的“不科学”，而对中医采取一种批判反对的态度。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的郭沫若即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医理论，“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6]鲁迅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信。”[7]也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甚至认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的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8]
由反对中医不信中医，进而相当一部分曾留学海外的归国人士甚至在生病时拒绝请中医医生诊治。如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曾求学东洋，后又转赴英国学习。在哲学上，他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即使病重亦不肯请中医治疗。有一次他到贵州旅行，在一个地方他和他的随从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丁文江）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赶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9]至于说坚决不肯看中医的，在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归国留学生当中，决非丁文江一人。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6]，第480页）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10]（傅曾公费赴英国留学，后又转德国柏林大学。）孙中山早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教育，并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孙一生崇尚西医，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在其晚年患肝癌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用中药。鲁迅对此十分赞赏，他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7]，953、954页）就连出生于中医家庭的严复，也对中医视若畏途，他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11]
亦曾留学日本的刘文典更是对中医对中医疗效极尽讽刺之能事。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在大错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12]
当然，我国早期留学海外回国后能够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并为中医发展作出贡献者也不乏其人，如丁福保、赵橘黄、阎德润等。但是对传统文化大加抨击，对祖国医学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极力批判的人在归国留学生中占有绝大多数。在当时他们用绝对的眼光、形式主义的方法看待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而西洋文化一切都好。在对待祖国医学问题上，完全以当时西方医学知识的是非为是非，即以他们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中医理论，相合则予以承认，不合则指为虚妄，这种做法既失之简单、武断，也缺乏严密的论证。表现在医学界，集中体现在当时的中西医论争上。如曾负笈东瀛的西医余岩驳五行学说时说：“五行者，五原质也。……今日化学日明，知成物之原质已有八十，然则已变而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13]余氏将五行解释为五种“原质（即元素）”，并与西方医学史的“四行（水、土、火、气）”相附会，表现出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又如在《内经》中有“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肝受血则能视”的记载，中医认为肝与目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临床上肝的病理状态可表现为眼的症状，某些眼科疾病也往往从肝入手的，且取得颇为满意的效果。余岩则认为：“肝与目的关系，于解剖上求之，不见有相联络的痕迹，生理学上亦无相干之作用，病理学、医化学中，皆不能得其相依辅之点，……肝主目之言，无根捏造，不可信也。”（[13]，8页）应该说，余氏对中西医学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注意到中医理论中存在的概念直观性、模糊性和微观研究等方面的不足，但对中西医学比较中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却认识不足，对中医理论的不同层面缺乏具体分析，因而用这种简单、武断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
但是延续了几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作出贡献的中医学毕竟确有其可观的疗效。这一点即使是当时批判中医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都不得不承认，但他们却将中医的疗效都完全归结为中药的功劳，而对中医理论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成为后来“废医存药”派的主要理由。如郭沫若曾说，“我反对中医的理论，我并不反对中药的研究”（[6]，490页），“我对于中药的研究，不仅不曾反对过，而且认为他有极光明的前途”（[6]，492页）。就连批判中医最为激烈的余岩也认为“欲保存国粹，于方药尚有一线希望”[14]。
在医学界中西医论争的过程中，许多即使是不参加争论的具有留学背景、非医学的学者文人也都从内心从舆论上支援西医的立场，如同周作人所言：“我与医学完全是个外行，既与西医无亲，亦与中医无仇，不想帮了那个来打那个，只是从我的立场看来，我是十分重视西医的，因此我衷心地期望它的发展，希望它的胜利。”（[8]，91页）在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两篇激烈批判中医的文章后，胡适作为当时《独立评论》主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并为之写了编辑后记：“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15]
鲁迅更是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一方面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西方科学西方医学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父亲的去世也不无关系。在鲁迅看来，父亲应该是给庸医害死的。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集中表达了对中医的批判态度：为给父亲治病，周家卖光了田产，就卖首饰和衣服，最后请来所谓的“名医”（陈莲河，即何廉臣）。但“名医”的药方实在希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16] 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16]，107页），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
在近代中西医论争中，特别是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中，主废论者占据了上风，这与大部分留学欧美日本归国的学者文人对中医的批判及对西医立场的支援不无关系。尽管有恽铁樵、杨则民等中医人士力图挽回，《内经》作为中医学经典的地位仍然受到了严重威胁。由于当时中医人士对现代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及当时中医界只有极少部分人接触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多数曾留洋海外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批判中医理论者的进攻面前，他们对中医的辩解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论争中如阴阳五行运气等学说都几乎遭否定，阴阳五行简直是迷信、玄学和封建糟粕的代名词，几无存身之处，中医界或多或少地被迫接受了这种现实。对中医基础理论渐失信心的一种表现就是中医界转而崇信《伤寒论》，使得近代治《伤寒论》者增多，其实质即是从疗效入手，希望用疗效来说明问题，力图维护中医学的继续发展。另一种表现是“中医科学化”思潮的产生，其原意就是要引入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整理，以适应发生了巨变的生存环境，使中医在近现代不致丧失改进和发展的机会。另外，对中医的批判也对当时政府和反对中医派歧视、打击甚至废止中医的活动提供了舆论支援，使得近代中医地位愈来愈无法保障。
3、废止中医言论及行动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挨打的现实，在“自强”不能的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便把救国的希望投向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特别是东邻日本原与中国一样处于落后受西洋侵辱的境地，但自明治维新以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制度在内，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使得其在近代迅速崛起，并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异，使国人如梦初醒，震惊之余，随之兴起了席卷全国的学习日本的浪潮。周作人曾敍述说，“我们往日本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12]，206页）这种仿日热潮不久便陷入某种程度的盲从。留日学生1896年时仅13人，而在1906年竟达17860余人。[17]其结果，连中国近代的军阀四分之三都出自日本军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文人也有不少留学日本。医学界自不例外。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外，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又占了相对多数。这些人在北洋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国的卫生行政。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国势日盛之时，日本的汉医也在废止之列。至1906年，经过30馀年基本达到了废止汉方医的目的，而近代医学也在日本得到了飞速发展。所以鲁迅学医期间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4]。
许多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深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用西方科学评判中医，本身已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中医观，再加上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又亲眼目睹了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更加深了这种影响，并进一步发展成在中国废止中医发展西医的思想。他们把近代中国医药卫生状况的落后归罪于中医，把中医药的存在视为中国落后的文化根源。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也可以照搬日本全盘西化的方法，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国势。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说道：“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文化。……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们决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们的护短的观点的影响，也不因害怕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动摇。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的技术与工业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吧。” [18]而在医学方面上则只有学习日本对待汉方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才能摆脱被外国辱称“东亚病夫”的境地。如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申请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即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 [19]汪曾于1902年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后任外务部左参议，1905年任驻英公使。1910年出使日本，1913年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后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平政院院长、国务总理等职。他对中医的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消灭汉方医的政策如出一辙。
再看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国民政府要员禇民谊对中医所持的态度。禇民谊曾说：“在昔吾国非无医药，顾所谓医者恒参以晦涩之理，阴阳之说，药则全恃草本为之。……今各国医学已无不科学化矣，独吾国社会积习相沿，抱残守缺，社会人士，仍多崇拜旧医，菲薄新医，此则观念错误，思想陈腐，尤不可不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知天演定例，优者胜劣者败，医学科学化，在20世纪中，已成为不易之定例也。” [20] 禇曾留学日本、法国，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医师公会执行监察委员、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教育促进会常委，后又任汪伪政权“行政院长”、“广东省省长”等职，一贯歧视反对中医，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医政策制定过程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拟订“国医条例（草案）”，在讨论中，汪精卫极力反对，他认为“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并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21]。当条例送立法院审查时，汪致函当时立法院院长孙科说：“对于所谓〈国医条例〉，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以行政权，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上已再三痛切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21]，195页）汪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之敌视反对态度，不能不说受到日本对汉方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医学界“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是余岩。早在1914年留学日本期间，余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完成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许多文章，极力主张“医学革命”，把中医学视为我国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障碍。他认为“医学革命扼要之点，在于葆真去伪。阴阳五行，伪说也；寸口脉诊，伪法也；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伪学也。吾人之所以竭力主张医学革命者，欲祛除此伪也。”[22]他所谓的“医学革命”的核心就是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他断言：“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其留日同学汪企张更是废止中医的急先锋，著有《二十年来医事刍议》，主张“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又上书卫生部诬中医界的反废止中医斗争为“拳匪式的爱国运动”。[23]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会议由曾留学美国的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提案中关于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宣传中医、禁止中医办校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19]，150、151页）出席会议人员的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出席会议的17名代表中，几乎全都是曾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多数是废止中医派，而中医没有一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废止中医的提案能够一举通过，也就不难想象了。
清末民初时期留学海外的归国人当中，许多人主张学习西方，想把先进国家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其本意盖出于科学救国。但废止中医的政策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医学界的诸多不同之处，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情，盲目照搬数十年前日本施行过的办法，实际上已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尽管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在当时从数量上来说，在整个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但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影响却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局。如再加上当时教会学校、中国自办的西式学校的毕业生，这些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人从总体上说影响更大，他们几乎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他们对待中医的言行态度对近现代的中医发展过程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应该说，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及废止中医的言行在近代中国社会废止中医的运动中起著主导作用。虽然批判、废止中医的行动由于中医界的抗争，最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却推动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种种歧视限制的政策、措施，使祖国医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得中医在近代的中国发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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